电影并没有着力于展现矛盾和刻画角色，面对不公，它并没有空泛悲叹，而是以白描将法庭去圣化，强调了此世罪行和彼岸正义之间的界线，借主角之口说出了“法庭并非是追求正义的地方，只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业已触碰到了法庭哲学意义上的本质；它的视线至始至终都居于现实，以一种直白易懂的方式，细致而准确地交待了大量不乏深度的背景世相，有礼有节不失分寸地对制度和道德发出诘问.
这样一部作品充分切入社会问题、对构筑公共空间极有助益，能够激起日本大众的热议和反思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它并没有对它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准确回答，因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如果罪行只是一个技术操作，那么追求正义的态度当安放于何处，而它又是否还具备作为构建共同世界的意识的意义？这不是最后的单单一句“上诉”可以回答的，因为那只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延续. 乡土文艺片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元素构成和框架，在对于生活情境采样后，剩下的工作是在“还原”和“造假”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本片被诟病色彩过“绿”恰是生活的真实，然而影片主创的问题出在没有采用技术手段去“造假”来营造观众接受的“真实”，例如可选用黑白影像，增加画面颗粒感，调暗影像色调，采取手持摄像等等不一而足，因为无论观众承认与否，观众永远在电影中寻找那个生活的戏剧点而不是观看自己乏味生活的如实还原，至于影片中几处床戏，乃如财米油盐之日常，无甚不妥，被冠博眼球也是因社会主流导向使然. 这一类影片中特别喜欢使用摩托车这个符号，从侯孝贤的《那夜我们行向彼方》，贾樟柯的《那夜我们行向彼方》到毕赣的《那夜我们行向彼方》，不同于封闭汽车内部是对于外界的一种逃避，主角在乡间小路疾驰的摩托车任风在耳畔呼呼作响，是选择遗忘身外的世界. 毁灭性的灾难过后，一位母亲寻找失踪的儿子，却发现自己已然离世，现受困于那些无法安息灵魂的聚集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