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素行以《日本书纪》、日本神话等为依据，从中寻找出“日本为中华”“日本优于中国”的合理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孔子为中国的圣人”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孔子能否为日本的圣人?既然日本文明优越中国王朝，日本以“神道”为主，是故，“孔子之教”“孔子之道”不适合日本。素行曾言道：“孔子于宋为章甫之冠，在鲁则着逢掖之衣。然生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居其国，尚欲变其古今之风俗，灾必及之。况本朝与异国水土之差甚遥，虽圣人来此，未易其俗而立其教，此不待论也。”(山鹿素行《谪居童问》)也就是说，孔子之教与日本国情相异，即便是其传入日本，也是不符合日本国情的。退而言之，如果非要将孔子之道融入日本，也只能是“神道”的附庸、工具而已，不能视“孔子为日本的圣人”。在《弘道馆记述》中言道：“应神、天智，资周孔之教，以黼蔽皇猷。礼乐典章，粲然大备矣。夫以神明威震之道，而文之以周孔之礼乐，故我之为道，尽善尽美，无复可加。其将臣，世效其武，以勘定祸乱。其相臣，世修其职，以经纶密笏……”(藤田东湖《弘道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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