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往往通过贿买内奸使其阴谋得逞。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买通明指挥黄庆，将原设在广州后移到电白的市舶司移至嫁境(澳门),阴谋占据该地。后又买通明海道副使汪柏，佯言商船遭遇风暴，请求准其在澳门居住，晾晒货物，骗取停舶权。此后葡萄牙人便在澳门私自扩大居住区，“高栋飞薨，栉比相望”,逐渐占据该地。明政府虽照常派官吏管理，征收地租、税金，然而有些官员并不负责，“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荷兰人侵占我澎湖，便是在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等人的帮助策划与引导之下实现的。康熙皇帝对于《明史》历史经验的记取，构成他制定新的禁海政策的历史渊源。
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存在的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完毕，召大学士、学士、九卿、科道近前，对他们说：“现今海防为要。前(江苏巡抚)张伯行曾奏，内地之来下海者甚多，朕疑此米贩往何处，留心察访。至船上水手，亦细加访问。海外有吕宋(菲律宾吕宋岛)、噶罗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两处地方。噶罗巴乃红毛国(荷兰)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西班牙)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粮食、船只、人员外流严重。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又对大学士、九卿等又谈到海防问题，其中说他南巡过苏州时，访问船厂，得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康熙年间，英国商人也来到东方，既想贸易，又不肯交税，经常纠集他国商人无理取闹。所以，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奏疏说，“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英吉利)诸国，最为奸宄”。根据西方殖民者过去和现实表现，康熙皇帝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而要求臣下“务须安不忘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