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确承认人的气质有差异，即“气禀”有不同。但他认为人的“气禀”是先天的自然属性，人的“善恶”是后天的道德属性，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如果说“变化习气”还可以，若“变化气质”则是说不通的，因为变化气质就是改变人性。他坚决反对宋儒以“气禀清浊分善恶”的说法，主张气禀清浊有不同，只是对于人的资质有影响，而与人性之善恶无关；如果有善恶的分别，也只是人后天习染的结果，“无论气清气浊，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矣”[82]。
陈确的“性善论”系统地批评了宋明理学对人性的割裂，否定人性由于“气禀”不同而分成不同等级的观点。他把人性看作纯粹的自然属性，肯定“气质之性”的“善”，提倡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同时认为后天的修养也是极为重要的。
在人性论问题上，顾炎武继承并发挥孔子“性相近”的思想，认为孔子的“性相近”之说就是孟子的“性善论”。他先从“性”字的来源上进行证明，说：“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83]这里“相近近于善”是指“性本善”，“相远远于善”是指“习相远”。他肯定孔子所说的“人之生也直”与孟子所谓“性善”是一致的。顾炎武继续论证这种善的人性，认为它是由“天命”、“命定”决定的，即是由自然生成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他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命定也”，而“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84]这样，他把人的孝、忠、贞、信等社会道德行为，也说成是“天命”、“命定”，忽视了“习相远”的作用，而陷入自然人性论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