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实录》收录了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时的一道奏疏：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唯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可见在当时，仁宣时代的“回归”与“收缩”，并不仅是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官僚集团的主流思潮，所以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既然仁宣时期是对永乐时期的“修正”，仁宣为“治”，永乐虽然没有视为“乱”，但至少是被认为“不治”的。
09 土木之变：“英主”之梦的破碎
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北边的游牧、狩猎民族，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北边民族的参与，爆发了“五胡入华”，造成了“安史之乱”和唐朝的由盛转衰，使得辽夏压迫下的北宋“积贫积弱”，发生了让北宋亡国的“靖康之难”及此后南宋向金称臣的“绍兴和议”。而后来的蒙古，在席卷欧亚大陆的同时，灭金、灭夏、灭吐蕃、灭大理、灭南宋，还在“中华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元朝”。当然，同样是因为北边民族的参与，造就了汉武帝的开边拓土和两汉的强盛，造就了隋唐的富强，以及明成祖的“远迈汉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