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期我不怕。巴不得呢,跟着他。可问题是,再怎么样也要知道往哪儿下功夫才行吧。因此我特别留意他平时关于学习、关于文化地理会做些什么样的指示。那个早上听他在车上那么一说,激动得我简直什么似的。
可惜那天他刚说完上面这些话,车上又上来了中文系的王运熙先生,谭先生转而跟王先生聊天。从那以后,再没重拾过那个话题。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了,想问他,没机会了。
念书时迫于学业压力,对于谭先生的教诲我自然是采取本位主义态度。他说搞文化地理首先要把民族变迁弄清楚,我做的是两湖,这个空间范围里的我当然不敢偷懒,至于这两个省份之外,例如云、贵之类——我只能说,我一直在关注。
可能有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以上我拉拉杂杂地写了那么多,其实还只是垫场,下面我要说的另有其事。的确,接下来要说的是温春来教授的新著《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本文引用时,仅标注页码)。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历史地理学著作,尽管里面既有历史也有地理。它走的是历史人类学路线,关注的则是社会经济史问题。可是从题目上已不难看出,它与上述谭先生指示我关注的东西实在是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