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这篇作品视为一篇苦涩的启蒙小说。天真的主人翁离家远行，注定要在路上混得鼻青脸肿。这也许是他成长的代价？但放在广义的共和国叙述里，这一读法显然要节外生枝。主人翁的遭遇和出门前他父亲的期许恰恰相反。路上的考验与其说承诺了任何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一场没有名目的斗争。故事末了，“我”躺在抛锚的汽车里，野暮荒寒，记起了父亲的鼓励，一种反讽油然而生：十八岁出门远行，该不会是场恶作剧吧？
我们也可以把这篇小说，看做是教育成长小说的雏形。抢劫苹果，打伤主人翁的不是别人，而是农民。而当所有人背叛而去，“我”方才要了解进入弱肉强食的社会，谈何容易！然而主人翁的“教育成长”如果反证了共和国的同志神话，却也嘲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戏法则。那运苹果的个体户司机，开着破烂汽车出现在工农兵天堂里，不啻是一种新的“典型人物”，召唤无产阶级对所有权的欲望，对剩余或附加价值的攫取。优胜劣汰，主人翁最后落得一无所有，他将如何再度出发，成了小说一大悬疑。
《十八岁出门远行》如果有什么教训，这一教训是对阅读与书写价值观念的叛变，以及由此而生的暴力及虚无循环、摆荡在启蒙及背叛、成长教育及反教育、共产及资产的轴线间，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姿态尤显暧昧。借着“我”的愈行愈远，余华仿佛暗示叙事主体——“我”——的自身疏离，才是一切叙事秩序崩散的症结。